韩信之死：江湖何处不韩非？
关于韩信，很感兴趣之外在于，当着其由齐王而楚王、又由楚王而淮阴候后，“居常怏怏，羞与绛、灌等列”，甚而“生乃与哙等为伍”。到此时，韩信已不再是“王”而是与樊哙一样为“侯”，为什么以与樊哙为伍而感到羞辱呢？
韩信之所以羞与绛侯周勃、灌婴处于同一位置、羞与樊哙为伍，大抵与周、灌、樊三人出身低微、缺少文采、韬略有关：周勃，靠编蚕箔维持生活，还常在人家办丧时事吹箫奏挽歌；灌婴，卖缯(丝织品)为业；樊哙者，以屠狗为业；在刘邦举义、楚汉逐鹿过程中，虽三人英勇善战亦立有巨大战功，与韩信在谋略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言。抛开文采谋略不谈，韩信既然以三人出身低微而羞于为伍，那么，韩信出身如何？
《淮阴侯列传》中，对于韩信的出身，只是以“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又不能治生商贾经商”，其尚不如周、灌、樊，至少，哪怕职业低微，但周、灌、樊总有个职业，韩信却连个职业都没有。但从“胯下之辱”这个典故中，韩信绝对是个装逼者：犹如贫穷中，孔已己以长袍而装逼，韩信以跨剑而显示自己卓而不群：如果韩信平时不跨剑而装逼，谁会让其受跨下之辱？我总是觉得，犹如孔已己以“长袍”作为读书人最后的自尊一样，韩信“跨剑”的行为，亦是其在温饱尚不能为继的情况下，显示其心高气傲、卓而不群、羞于普通人为伍的自尊？
孔已己不舍长袍而后飞黄腾达，人们还会称其贫困而着长袍为装逼么？从韩信遇到萧何、“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可以看出，韩信出身存在着神秘之处：一个穷小子，何以仅仅通过长谈中，就能够让萧何称之为“国士无双”、何以让刘邦拜之为大将军？故而，当着作为同时代，除了皇帝，唯一做过王、候、将、相的功臣，其当初跨剑、受胯下之辱的过程，何又不是其高傲的显现？
韩信拜将之后，更是以其战绩诠释了何以为“兵仙”，与萧何、张良并称汉初三杰；让刘邦三分天下有其二、最终垓下逼迫项羽乌江自刎、刘邦统一天下，立下了巨功。
至于说，韩信是否真的谋反，一直存在着争议；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当着其已由楚王被贬为淮阴候后，固然，其有着“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的“兵仙”实力，但问题是其得有兵可带，一个淮阴候，其尚有谋反的可带之兵么？
如果其没有谋反、其“谋反”是被冤枉的，为什么会以“谋反”而必除之而后快呢？
假如，我们看看当着刘邦稳做皇帝之位后，汉初功臣都在忙什么呢？其中，萧何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以自污；张良辟谷；曹参湎于酒，陈平淫于酒与妇人，这些都是在自污。
一般认为，萧何、张良等人以自污仅仅是为了避免刘邦、吕后怀疑其谋反而自保；但窃以为，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这是因为：垓下霸自易、刘邦继位大统之后，人心已思定，已不可能再出现陈涉那样揭杆而起即天下响应的局面，即使是萧何、张良、韩信有谋反之心，亦不可能从根本上威胁到刘邦的统治地位；同时，从草莽到皇帝，刘邦肯定是人精中的人精，其岂能不知萧何坐镇关中以支援楚汉相争时，萧何都做到了清廉与自律，在天下初定、刘邦大统地位已稳定，萧何岂能是贪财之人，刘邦与吕后何尝不知道萧何以贪财而自污，仅仅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
因此，虽然功勋集团已不可能以谋反方式威胁到皇帝的根基，但如果功勋集团缺少了对刘邦的臣服，则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皇帝的面子：有时候，皇帝或者说大人物的面子是如此重要：一旦皇帝以及大人物丢了面子，或者说仅仅是皇帝以及大人物感觉到自己丢了面子，后果很严重：萧何等人正是不断的自污以显示自己的卑微，以维护刘邦的面子，避免出现皇帝感觉到自己丢了面子的严重后果！
因此，当着萧何等功勋集团都不断以自污方式让刘邦及吕后感觉到其卑微且以卑微的方式让刘邦、吕后感觉到自己的尊严以及面子之时，当时那个以跨剑而维护其自尊的韩信，其竟然“居常怏怏，羞与绛、灌等列”，甚而“生乃与哙等为伍”，以显示其卓而不群：要知道，从出身而言，刘邦皇帝也只比绛、灌稍微好一点，樊哙还和刘邦是连襟、是吕后的妹夫，有道是疏不间亲，其公然地表示以与哙等为伍，这不是赤裸裸地打吕后乃至于刘邦的脸么？
于是，吕后觉得自己丢了面子，自然而然后果很严重：于是，在萧何的帮助下，有了“钟室之祸”：韩信被萧何骗至未央宫的钟室之后，被吕后所杀且被夷族。
历史还记载，高祖刘邦得知韩信被杀之后，表现的是“且喜且怜”：从“喜”方面说，刘邦亦感觉到韩信该死；从“怜”方面说，大抵，刘邦亦会觉得韩信不会谋反、罪不致死。
人们常说，“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读作为正史的《史记》后，就会发现作为正史的《史记》，远远比文学作品更为精彩，似乎亦反证了“文学作品往往远远低于生活”：哪一部作品，能够写出韩信那样的命运：一个从受跨下之辱的穷小子而大将军、而齐王、楚王，又跌至淮阴候，最终会被一个妇人吕后骗杀于钟室、且被夷族？从刘邦为争夺皇帝的需要，对韩信言听计从，给予王、侯、将、相这些位极人臣的地位，当着不需要的时候，又以“谋反”之名而必除之以后快？又有谁会象萧何一样，当着需要韩信这样“无双”国士的时候，屈尊“月下追韩信”，当着韩信因让吕后感觉到丢了面子、韩信的后果很严重的时候，作为韩信伯乐的萧何，为了取悦于吕后，竟然帮助吕后将韩信骗至末央宫？哪一部小说的主人公，能够有着韩信一样跌宕起伏的命运？（当然，在太史公的笔下，与韩一样有着跌宕起伏命运的，还有那个叫李斯的人，李斯的命运，不亦是由看仓库的“黔首”而位极人臣，最终被“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了么，尤其是，在其命运的顶峰，“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当着出狱被处死时，李斯发出了“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样令人心酸的感慨，哪部文学作品能够写出如此精彩的人生？与李斯的命运相比，作为正史的李斯列传，与“黄粮梦”这个虚构的故事，哪个更为精彩？）
关于韩信的命运，其实在韩信出世之前，就有人看透了人性。一个与韩信同姓且口吃的韩非，在《韩非子·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中说：“【说一】赏之誉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为了说明这个观点，还说了这样一个寓言：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以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
一曰：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候，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于其轸也。”
韩非的上述故事，之所以觉得应当是一个寓言，是因为：太公望即姜子牙，其作为一个大贤人，不会作出如此荒谬之事的。但韩非在《二柄》之中，明确“刑、赏”作为人君或大人物的二柄，故在人君眼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或喜爱“赏”“誉”、或惧“毁”、“罚”，能够为我所用；第二种，上述四者加焉不变而不能够为我所用，既然不能够为我所用，就是该死之人，必然杀之而后快：其之所以该死，不在于其是否有过错，而是其不能为皇帝或者大人物所用本身，就足以说明其死得其所了！
在口吃的韩非笔下，人与人之间无真假，无是非，无善恶，只有赤裸裸的互相利用；在皇帝或者大人物眼中，无非就是可用之人，或不可用之人，可用之人，性命、财产、以及相对于更低一层人眼中的尊荣，都可以赐予、可以保持；但对于不可用之人，其性命、财产以及尊严，统统剥夺！
换言之，韩非看来，皇帝以及大人物眼里，随时可以以有用、无用为标准，对于其臣民恣意地可予可取！故而，当着已被从齐王一路贬为淮阴候的韩信，西楚霸王已死，可谓是飞鸟已尽、狡兔已死，良弓、走狗自然而然就没有用处了，此时的韩信，自然亦和其他功勋集团成员一样，其尚存的些许作用就是以显示其卑微而衬托皇帝、吕后的尊荣与面子，当着这点作用没有之时，其被杀、被夷族，何冤之有！
由是，每每看到韩信谋反是否冤枉的争论，就会想起韩非的观点：在江湖之上，是否得以重用、是否该死本身，真的重很重要么？当着刘邦、吕后需要功勋集团自污以显示其卑微、功勋集团也自觉地配合着自污，反衬刘邦、吕后的尊贵与面子之时，韩信不能为刘邦、吕后为显示其尊贵与维护面子的需要，其不死谁死？这不是死得其所么？
由是，在韩非的江湖之上，皇帝及吕后们的面子很重要：当着皇帝及吕后需要臣民们表现出卑微以反衬托其尊荣、高贵之时，韩信仍然想着要自己的尊严而让皇帝及吕后感觉到自己丢了面子，后果很严重：于是，当着读了韩非子关于人性的描述之后，反观韩信，就会觉得：无论韩信是否真的想谋反，其被杀、被夷族，真的一点都不冤枉——
江湖何处不韩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