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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倩 主编|杨泽宇
《汇智十五五》第四期：对话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尹艳林
随着“十四五”规划临近收官，“十五五”规划成为经济领域焦点议题。在此关键节点，网易财经智库推出《汇智十五五》节目，第四期对话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尹艳林，围绕价格信号、消费提振、城镇化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解读，为前瞻“十五五”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
他指出，“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仍是“有效需求不足”，破解之道在于释放消费潜力、深化户籍改革，以精准施策激活经济内生动力。
1、应放开住房、汽车等领域消费限制，让有消费意愿的人能够消费
尹艳林表示，相较于GDP，价格水平（CPI与PPI）是反映经济供求关系更为关键的信号。他认为，价格不仅是经济运行的直观体现，更是判断供需是否平衡的重要依据。当前CPI与PPI持续处于低位，直接反映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核心矛盾。
尹艳林进一步强调，“十五五”期间最突出的任务之一，就是推动价格合理回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在于有效释放国内消费潜力。
他表示，有效需求不足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减少消费领域的政策与制度限制，“十五五”规划建议已明确提出清理住房、汽车等消费限制。数据显示，过去四年多来居民储蓄累计增长超过七十万亿元，其中蕴含大量潜在消费与投资需求，让这些资金从银行释放，比直接发钱等增加收入的方式更高效。但从长期来看，增加居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推动经济增长，即把“蛋糕”做大，而非单纯的分配调节。 Comment by WPS_1704956130: 核实一下。
对于拉动消费的重点人群探讨，尹艳林呼吁，放开汽车等领域消费限制，让有消费意愿的人能够消费；同时，政策需兼顾低收入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解决其急难愁盼问题能高效拉动消费；从长远来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为重要。此外，还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打工人进城落户问题，配套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实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结合，这也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方向。
2、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2.5亿新市民落户进程
当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仍存提升空间，尹艳林指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存在18个百分点的差距，对应的是约2.5亿人——他们虽然常住于城镇，却并未真正落户成为“城里人”。
他们的消费潜力，成为撬动内需的关键突破口。尹艳林提到，城乡之间在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仍存在明显差距，耐用消费品本来就是城市家庭消费的重要品类，若能让这2.5亿人群中一半的人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增加耐用品消费，就能直接撬动数万亿的市场需求。
而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潜力迟迟未能释放，核心症结在于他们的“两栖”生活状态。尹艳林解释，这些人在农村有房子却常年不住，每年仅回家过年，甚至过年都直接住在县城宾馆，完全无需在农村添置家电；在城市里，他们大多租房居住，因缺乏长期定居的打算，也不会购置大量耐用消费品。这种“两头不消费”的状态，让他们虽具备一定消费能力，潜力却难以发挥，“在农村不消费，在城里也不消费”，这正是城镇化有效性未能充分释放的关键体现。
在尹艳林看来，破解这一困局的核心路径，在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这2.5亿人在城市真正落户。他强调，只要实现落户，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就能快速提振，同时还会带动相关投资增长——毕竟人口落户后，城市需要配套建设更多公共设施，以满足新增人口的生活需求。
谈及推进改革的难点，资金问题成为绕不开的核心，大量人口进城会挤占当地公共资源，必须要有增量资金投入，尹艳林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要把投资和人口需求结合起来，将资金投向与民生相关的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解决这些新市民子女的上学问题，相应的投资需求自然会被拉动。在他看来，这正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的重要结合点。
当被问及若推进这项工作所需的资金量时，尹艳林表示，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资金分担机制。尹艳林进一步指出，在人口集中流入的一二线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尤为突出，这就需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改革，建立财政资金“随人走”的制度。虽然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要“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但要真正落实，必须有配套的资金支持，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对于这项改革的推进时间，尹艳林认为，这是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矛盾正日益凸显，“十五五”期间理应加快推进。
2.5亿人的规模，相当于欧洲多个国家的人口总和。尹艳林强调，正因为这一群体的规模庞大，他们背后蕴藏的消费潜力才更为可观，而释放这份潜力，正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落脚点。
3、“十五五”要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不搞一刀切，不一拥而上
“十五五”规划收官之年恰逢2030年碳达峰目标节点，这一关键时间重合点，让碳达峰目标的实现路径备受关注。
谈及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尹艳林直言核心命题已从“能否实现”转向“如何实现”。“十五五”规划建议已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在任务安排上，不仅强调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先达峰，更关键的是政策体系已从“能源双控”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这意味着新项目实施前必须完成碳评价，明确其碳消耗量与对应指标，没有指标的企业需在碳市场购买，这套制度设计正是保障碳达峰如期实现的重要基础。
除了制度约束，为了实现碳达峰，市场机制与政策支持也不可或缺。尹艳林提到，当前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有限，未来高能耗、高碳排放的行业有望逐步纳入。同时，配套政策需向绿色消费倾斜，通过消费端拉动绿色增长，让绿色产品拥有市场空间且能实现盈利，以此激发企业生产绿色产品的积极性，用消费需求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他特别强调，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项工作，目标导向十分重要。
针对如何避免运动式减排的问题，尹艳林给出的答案是“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不一拥而上”。在他看来，碳达峰与碳中和二者紧密关联，碳达峰实现得越早，碳中和的压力就越小，推进节奏必须稳扎稳打。
从经济手段角度看，碳汇与气候融资在碳达峰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尹艳林认为，碳汇的核心价值在于吸收二氧化碳，森林、草原、海洋都具备碳汇功能，其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尽早实现碳达峰，也能为碳中和奠定基础。尹艳林表示，要提升碳汇能力，林业改革是重要抓手，需在扩大造林面积的同时，让老百姓从中受益，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调动群众保护森林、增加绿地的积极性。
气候融资则是破解绿色转型资金瓶颈的关键。尹艳林指出，据有关测算，实现碳达峰目标存在万亿计的资金缺口，高碳排放行业的绿色转型、低碳技术研发、设备更新改造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就需要绿色金融发挥作用，通过完善碳排放市场、碳交易、碳汇交易等市场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弥补资金缺口。
值得关注的是，绿色转型并非单纯的环保任务，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契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突破就是典型案例，尹艳林称，中国绕开传统发动机技术瓶颈，在固态电池等技术路线上已经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拥有量、生产量、出口量均位居全球前列，这证明，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反而能走出一条兼顾发展与环保的新路径。
《汇智十五五》系列往期策划：
第一期 对话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
第二期：对话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第三期：对话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郑裕彤基金讲席教授及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原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网易财经智库（微信公号：wyyjj163）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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